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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特文学 www.stwx.cc,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
    毛泽东太忙,但是有自由;不想忙时可以不忙,去休息娱乐。周恩来太忙,而且没自由;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。我跟随总理几十年,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,休息了几十天,就这么一次休息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。我的感觉,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、“公私兼顾”、目的明确的态度。

    概括起来讲,总理的休息娱乐,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:朋友聚会、文娱活动、体育锻炼。

    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“最好的休息”

    进城后,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,曾劝他:“总理,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,多休息休息”

    周恩来嘘我一声,眯着眼摇摇头,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。我讲的不通,没道理。

    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:

    “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。什么叫休息?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,吃顿饭,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,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。”

    想一想,总理讲的也有道理,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,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。

    记得1946年在上海,国共谈判已经无望,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,心力交瘁,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。

    我说:“该做的我们都做了,该想的也都想尽了,现在急也没用,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:“该做的都做了,还不能这么讲。永远有该做的事情,没有都做完的时候。不过,急也没用,讲得有道理。我们去串串门,休息享受一下。”

    于是,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。

    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,小得叫人想到玩具。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,肯定不过10平米,却又设施齐备。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应有尽有;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,给人“家”或是叫“窝”的感觉极浓。

    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,确实象到家了一样,洗手擦脸,该坐就自己坐,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,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。

    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,叫得亲切、自然、随便。她的女儿叫李梅,文静漂亮,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,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。

    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,鲜美极了。说实话,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。不过,也有不适应的地方,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,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,不敢“如狼似虎”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。到了这样的小窝儿,面对小碗小碟,特别是见到周恩来、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,我不知不觉也就“文明”起来。过去当兵吃粮,大海碗也不过瘾,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,才受用。现在,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,慢慢地嚼,细细地。品;这种吃菜吃饭法,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,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。天哪,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?

    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,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,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,表现得那么潇洒、优雅、自然、适宜。我相信,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。

    这种吃饭,最适合聊天了。谈形势,谈奋斗,谈前途;政治风云,战场风云,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,荡过去;有忧愁,有欢乐;有激昂,有愤怒;有热血,有温情,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。

    告辞之后,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,返回思南路周公馆。

    “你吃饱了吗?”周恩来忽然问我。

    “嘿嘿,”我难为情地笑笑“碗太小,不敢吃,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。”

    “吃光了还可以盛么。”

    “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?回头传出去,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,那多糟糕呀。”

    “哈哈哈,”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,开心大笑。然后说:“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,都是小碗小碟。不过,我相信你不会再饿。”

    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,真的,没有饿的感觉。

    “不饿了。”我说“可是也没觉饱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叫饱了?不饿就是饱。”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,思考着说:“几千年了,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,肚子整天是空的,好容易吃一顿饱饭,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。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,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。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,都不利于健康。我们的奋斗,就为了有这一天啊。”

    这一顿饭,这一番聊天,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,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?

    建国后,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。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。

    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,放开肚皮过瘾,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。

    于是,我又想起总理的话:不饿就是饱。想起总理的期望: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,不要饿一年,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。

    进城后,廖梦醒常给“阿哥”周恩来送些吃食。东西不多,有点送点,经常送点,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。

    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。她每年8、9月份,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,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。

    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,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。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,由我接。他们不托人代送,我们也不托人代收,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。那时受苏联影响。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,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。

    总理收到螃蟹,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,有时请陈毅、张茜一道来吃。

    周恩来喜欢交友,可以说朋友遍天下;他喜欢与朋友聚会,吃饭、饮酒、品茶、聊天。

    党内干部,在我的印象中,朱德、陈云、董必武、陈毅、李富春、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、陈郁(曾任煤炭部部长)、乔冠华、王炳南、章汉夫,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、欧阳钦、曹获秋、潘汉年等,都是他的座上客,聚会来往较多。其中,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。

    比较而言,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。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,其中,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,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、傅作义来往最多,友谊更深些。

    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,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,豪侠而不乏文雅。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。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,任由激情自由奔放,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,难免讲得有些出格。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,说陈毅讲话像放炮。

    “不要怕放炮么,放炮才能吸引人,震撼人。”周恩来很欣赏地说:“他比我讲得好,大气势,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有些话走嘴,讲得不很恰当,不够准确”

    “句句准确,句句恰当,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,也不会这么吸引人,震撼人了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加重语气说:“要看整体效果。他讲的很好,比我有气势,比我讲的效果好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不但肯定、支持陈毅,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,一道吃饭。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。

    那天,陈毅兴致极好,嗓门大、笑声高。周恩来见朋友高兴,自己更高兴。

    “陈老总,你兴致来了。”周思来高声提议:“你能不能来首诗啊?”

    “总理来,总理来。”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。

    “我不行,”周恩来摇头“我对诗没什么研究。”

    “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”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,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,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,想找机会“发泄发泄”了。总理再了解他不过,所以根本不再多说,该走就往前走,该看就往前看。果然,没多大工夫,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,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,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。这种新作,即席即兴之作,往往粗糙一些,但情真意切,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,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。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“细琢磨”“精加工”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、董必武、朱德、叶剑英等诗友看。

    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。

    总理喜欢陈毅,陈毅也了解总理,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。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,不便提的要求,就来找陈毅,请陈毅出面帮忙。

    比如我遇到几次,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,不好张口,就去找陈毅。

    “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?”陈毅问。

    贺龙与陈毅关系深,根本不作解释,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,扯一下说一句:

    “帮帮,帮帮。晚上见。”

    贺龙丢下陈毅就走,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。陈毅也了解贺龙。战争年代,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,当了体委主任,只要他的“兵”想见见毛主席、周总理,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“兵”的愿望。自己不好出面请时,就让陈老总出面。在我印象中,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,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。

    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,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。比如陈毅爱看川戏,爱听音乐,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。友情深,陈毅的嘴巴又会讲,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,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。

    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,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,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,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,甚至开心大笑。所以,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。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,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。

    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,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。

    有人说,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,否则很累。

    总理则不然。只要是同志、同事、朋友,尽管千人千性,脾气作风各不相同,他都谈得来,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,多相聚。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、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;朱德是温和宽厚,慢条斯理;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;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;陈老总热烈坦率,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;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,不唯上;陈赓、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,不拘小节;所有这不同性格、不同风采的人,周恩来都谈得来,处得感情深。

    有几次,周恩来迎客时,粲然笑道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,就是人有社会性,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。然而,真正使我认识更深,还是在同志、同事、朋友遇到困难、麻烦、甚至危难时,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、欢聚,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。

    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。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,他担任新华日报的“老板”被大家称为“熊老板”久而久之,成了专用词。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“老板”被大家叫到去世。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。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“老板娘”

    周恩来、董必武、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,风雨同舟,友情极深。

    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,痛哭而发脾气时,只有董必武、熊老板敢去劝说;董必武跟儿子赌气,发火打儿子时,夫人不敢劝,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,一劝就灵。30年代末,年代初,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,次数也最多。建国后,忙里抽闲,也常有聚会之乐。

    年,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“资产阶级大老板”和“资产阶级老板娘”

    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,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。

    那天,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,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:“总理,该休息休息了。”

    连劝几次,总理停下工作“昭”一声,搓搓脸立起身。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,也没到室外运动,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。

    “休息休息。”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:“熊老板该过生日了”

    他朝日历盯视片刻,掀起眼帘对我吩咐:“你准备两瓶茅台,我们去看熊老板。”

    东城区大典胡同,熊瑾玎的门前,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,真是门可罗雀。那时“抄家”的风潮已过,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,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。

    我们上前轻轻敲门,总理走过来,紧挨院门站好。工夫不大,门被打开,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,痴痴地望着总理。

    “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!”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,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。

    “同事加朋友,怎么能不来?”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,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“一觉醒来全陌生”的情景和感受,进门同老板、老板娘握手:“我来看看你们。

    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!”

    “过生日?”熊老板喃喃。

    “我没记错吧?”总理笑容可掏“我带来两瓶茅台。”

    “周公”熊老板哽住了。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,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,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。

    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:“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,吃什么呀?”

    “哎,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,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,老板娘。”总理兴致勃勃地说:“花生米,花生米总有吧?”

    “有有,你就爱吃花生米,还是没变。”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,却又笑得合不住嘴,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:“我这就去给你们炒!你们聊,你们先聊”

    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,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:“老板,要多保重啊,看远一些,很快就会好起来的;”

    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,用力地点头,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。

    这次朋友相聚,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,带来了慰藉和欢乐。而总理呢?

    坐上车时,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。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,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,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,就不能不有所顾忌,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。

    总理坐在车上,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,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。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: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,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。

    于是,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: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,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,只有心性温和、慈爱、善良的人,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。

    再进一步想,中国还有句老话是“不责人小过,不发人隐私,不念人旧恶”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。

    我想起梁漱溟。1946年国共谈判时,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“不讲信义”“对不起朋友”而声泪俱下,痛加斥责。但是,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,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,保护其过关。

    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。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,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,星期天总要到张校,长家去请教并长谈,张伯苓很喜欢他,常留他吃饭,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,煮稀饭,熬小鱼。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:“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。”可是,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,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。共产党被骂作“共匪”时,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“同学录”中删除。共产党坐天下后,他给周恩来写信,说“正在闭门思过”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,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,表示慰问。张伯苓先生去世时,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,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。

    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,慈爱使人气和。

    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,就能带来快乐。

    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,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,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,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,解决一些问题。

    在中央领导人中,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,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,他几乎都认识,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。像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艾青、曹禺、蔡楚生、田汉、阳翰笙、夏衍、白杨、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,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。

    比如张瑞芳,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。那是1946年,日本投降后不久,周恩来把我叫去,单独嘱咐:“何副官,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,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,决不能带尾巴。”

    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。我去之前,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,确实证明没尾巴了,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。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,她高兴得不得了,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

    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,来往密切,友谊深,彼此很随便。直到建国后,周恩来当上总理,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,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。

    从我的感受,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,太寂寞,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。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,但是,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。

    逢年过节,老两口有点空闲时,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。总理害怕这种寂寞,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。所以;年前节前,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,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,不能叫他“闲”

    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“闲”一得空儿,必要提出名单,请客人到家来聚会,特别是文艺界人士,他们一来,西花厅就热闹起来,活跃起来,总理就会忘掉寂寞,快活起来。

    有子女的首长们,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,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。没有子女的首长,如果生性孤僻,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。比如彭德怀,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、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,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,就产生一点看法。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。不过,他本来就是厉害人,敢骂娘,敢为民请命,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。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,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,相反,对彭德怀更加喜欢,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:“那才是个好同志呢,有啥是啥,怎么想就怎么说,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,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;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,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。

    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,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。

    正因为如此,文艺界人士、民主人士,有什么事,发生什么矛盾,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,请周恩来帮助解难。

    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,大声说要找总理。

    “总理正忙,请问您是哪位?”

    “我是张治中。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,我找他有急事。”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。

    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,天天一道坐飞机,想起“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”我决定报告总理。

    此类事,只要我们报告,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。

    “文白兄吗?”总理听到报告,马上接电话:“我是恩来呀。”

    “哎呀,总理啊,”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,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:“请你转告郭,要笔下留情啊!”“怎么回事啊?文白兄,你不要急,慢慢讲么。”

    “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,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,请他笔下留情!我张治中罪该万死,遗臭千年,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。我若是这种人,以后还好见总理吗?”

    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,不称郭老、郭先生,让转告“郭”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“洪波曲”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,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。烧这把火时,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;要说有计划有预谋,这个计划者、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。

    “文白兄,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,他写的是小说,文学作品,不是史料,不是作历史评论。不妥之处,我马上转告郭先生,设法补救,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,互相多谅解”

    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。郭沫若先生叫屈说,写这件事时,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,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。何况书已经出来,无法再改,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。

    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,无话不好谈。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,不送东西,送东西就见外了,就是看望,吃顿饭。

    饭后,总理说:“文白兄啊,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,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。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?”

    “无须再解释。”张治中承认。

    “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,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。人言不是史,人言不足畏;既然书已经出来了,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,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,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,你看可好?”

    “我并没叫他焚书。”张治中终于谅解了。

    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,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。总理自己不过生日,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。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,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。

    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,总理去时,不送寿礼,就是看望、聊天、吃饭,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、密切气氛一样,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。

    这类朋友交往,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。所以,只要答应去,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,最后还是要赶去。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,大家等到晚上10点,总理仍然末到,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,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,要晚到。结果,总理10点多赶到了,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。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,立刻赶往杨尚奎家。所有人都坚信:“总理只要说过,就绝不会忘,一定会来。”

    总理这一生,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,大概只有过一次。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,只扯出这么一件事。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,到他逝世,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。

    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。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,人很多,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,不停地与人交谈,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。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,他说:“6月29日是我生日。总理,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,不知行不行?”

    “62岁生日,对吧?”总理连连点头“好,我一定去。”

    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,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,到了那一天,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,上床服了安眠药,睡觉了。

    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,从认识起,没出现过失信,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。工作人员提醒说:“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,这都两个星期了,总理会不会忘了?”

    “不会。”傅作义充满自信“打从我认识他,他就没忘过事,没失过信。”

    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,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。照常理,事隔两个星期,总该再问问。就算对方没忘记,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,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。所以,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,话讲得很巧妙:“傅部长今天过生日,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?”

    那天成元功值班,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,没有记录这项活动,也就是说,事先没作安排。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,没有坚持28个小时,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,然后才休息不过,成元功是细心人,听对方口气,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,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,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,只说:“请等一下,我去报告。”

    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,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,对成元功说:“告诉他们,总理去,稍晚点儿到。”

    点半,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。

    以往,总理被叫醒,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。总理眼圈充血泛红,一边看表一边问:“有情况?”

    “傅作义今天的生日,”邓大姐问“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?”

    “嗅,嗅,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。”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,匆忙穿衣服“哎呀,糟糕糟糕,怎么会忘,怎么会忘了呢!”

    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,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,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:“我活了这么大岁数,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!”

    我说:“反正又没误。”

    总理不自安地说:“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,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,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!”

    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,一诺千金!

    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。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;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,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。

    总理喜欢唱歌、跳舞、读小说、作诗、看电影、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。

    在人民大会堂,在建设工地,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,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。

    周恩来喜欢唱歌,也喜欢听歌。他的听歌、唱歌有一致之处,也有不同之处。

    一致之处是,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,不大喜欢“洋歌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。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,也不会像那样用嗓。

    他曾对我说:“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,但不适合我。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,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,唤不起美好的回忆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,有他独自的经历,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。

    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,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,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、知识、经历、交往等许多考虑。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。

    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,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,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,头轻轻地点出节拍,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。

    但是,他很少唱信天游。从东北到云南,从新疆到台湾,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,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,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。

    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、社会主义好、长征组歌、洪湖赤卫队、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,热烈奔放的歌。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,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,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,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,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。

    他爱看爱听“长征组歌”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,独个儿听收音机,听到组歌就会“入歌”用手轻轻击拍,或哼曲,或小声跟着唱。我的记忆中,他最喜欢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这一句。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,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,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。

    有一次,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,到了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,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。我忍不住问:“总理,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?”

    他睁眼看看我,笑道:“不是经过长征,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、美妙境界的。”

    我是经过了长征的,但我在四方面军,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,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。

    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,有人形容为:“小气候里迟逐流动,大气候里震荡奔放。

    对各地民歌小调,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;全身心地松弛,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,意识的流动,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,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。这就是“小气候里追逐流动。”

    大气候里震荡奔放,那是带着登高一呼,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,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“仰天长啸”的抒发情怀的表现。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,团结、奋斗、向前的真情流泄。

    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。在某些作品里,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、谨慎、细致,笼统到整个生活中。其实不这样;休息时,哪怕是群众场面,只要不是办公事,他都是活泼又活跃。在老干部中“活跃分子”是有其特定含义的,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,左右联络,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。在中国的领袖群中,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“活跃分子”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,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。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,教同志们唱“志在四方”唱“长征组歌”

    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。声高歌的情景,无须多讲。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,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,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,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,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。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,走向世界。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,总理临窗,放眼远望:群山绵延,突兀颠连,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,深不可测;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。冰峰林立,白云徜徉其间;碧空万里,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,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。

    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,光彩照人。他的胸脯开始起伏,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。他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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